1、新民主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new-democratic economy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前，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组成的过渡性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它代表着各革命阶层的经济利益，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过渡形式。它既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有各种形式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经济形态。其整体特征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建国后则表现为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组成部分。它要求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摧毁封建土地私有制，没收官僚资本，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在反对私人资本对国民经济实行垄断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并在法律地范围内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2、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具体特点如下：

癸卯学制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结合洋务运动思想，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共同上书奏请皇上颁布新学制。其指导思想为“中体西用”，即保留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同时吸收西方教育思想和制度。

学制结构 ：癸卯学制纵向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共包含七级。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级；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通儒院三级。

教育年限 ：整个学制长达20—21年，其中初等教育9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8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3年），高等教育8年（分科大学或大学选科3-4年，通儒院5年）。

教育内容 ：癸卯学制在教育内容方面重视讲经读经，同时提倡“三育模式”，即德育、智育、体育。

师范与实业教育 ：该学制还设置了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两大体系，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

社会评价 ：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教育的瓦解和资本主义新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确立1。然而，该学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年限过长，以及部分抄袭日本学制等问题。

癸卯学制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加速了旧教育的崩溃，并极大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

3、国民政府统制经济

所谓统制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国家财政为服从战争需要，依靠行政的法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它是一种高度专断集权的资本主义战时经济模式。统制经济的全面实行，就是战时经济体制确立的表现。

4、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没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之后，在1956年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和运动。公私合营是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

5、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指一个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涉及许多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它可能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或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可能是一个地区从贫困向富裕，从落后向先进的转变。

6、改土归流

明清中央政府在西南大部分地区废除当地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实行的世袭土司制度，按内地制度重新建立行政区划，委派有任期、非世袭、非土著、有流动性的“流官”治理。一方面，该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远区域的控制，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加速了其内地化的进程，促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化格局日益完善。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特别是在平定土司叛乱时对各地人民地残酷屠杀，也给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大一统”国家政治构想是改土归流的源动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前提。作为一场由中央王朝主导的政治变革，改土归流把土司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之下，并由此导致改流区经济、文化、认同、治理等各层面的巨大变化。改土归流进程中，政治版图上的“滚雪球式发展”、民族关系上的“搅拌式交融”、文化价值上的“交互式认同”、社会经济上的“拓荒式开发”，加强了原土司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社会经济的开发发展，促进了中华文化内聚力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社会经济基础。从国家化角度看，改土归流使国家主权与治权在改流区统一，减少了社会争夺；实现了个别家族统治向国家与地方共同治理过渡，缓解了社会矛盾；使资源由单一阶层支配向国家与市场共同调配过渡，迅速提升了生产力；使民众身份由“蛮夷”向“民”过渡，形成了民族与文化的双向认同；多元文化由区隔走向交融，“一体多元”文化得以型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明清时期实施的改土归流，加快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建设的速度，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特殊方式和有效举措。

7、金本位

金本位即金本位制 （Gold standard），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1。在历史上，曾有过三种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币、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是最典型的形式，就狭义来说，金本位制即指该种货币制度。

8、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种以私有制、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其核心特征包括：

私有制 ：生产资料归个人或少数人所有，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

市场机制 ：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

自由竞争 ：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享有自由，不受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过多干预。

追求利润 ：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

全球化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具有强烈的扩张性，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运营，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包括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殖民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等。到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几乎统治了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成为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体系。

9、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溶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它是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化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包括国家所有并直接经营的企业；国家与私人共有、合营企业；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私人垄断资本的再生过程；宏观调节和微观规制。

10、宗藩体制

宗藩体制和朝贡体制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外交和贸易体系，其中中国作为宗主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一种等级分明的国际秩序。在这个体系中，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接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朝贡贸易在这种体系下，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显示宗主国的权威和影响力，并非单纯基于经济利益。

这一体制在东亚地区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并对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这一传统的宗藩体制才逐渐被现代国际法规和国际关系体系所取代。

11、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通常指的是某些藩镇的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留下了大量藩镇。

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才出现大量藩镇割据。唐末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

唐代藩镇节度使是以唐朝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的，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是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即所谓“官健”。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12、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是指儒教、释教（佛教）、道教三个教派的融合，其中有儒家立场的三教融合、道家立场的三教融合和佛教立场的三教融合三种类型。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

13、敬天保民

周初统治者的新认识：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统治者要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罚来迫使臣民服从。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14、榷场

宋、辽、金、元 时在边境所设的同邻国互市的市场。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除官营外，商人需纳税、交牙钱，领得证明文件方能交易。

15、致良知

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 “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16、隆庆开关

隆庆开关是指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隆庆开关使得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17、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精神指的是一种实践精神，意思和西方人所强调的“科学精神”类似。该成语说明的是：无论做学问还是搞科研，只有深入实践、认真研究客观事物，才是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格物致知，就是在躬行践履中研究真理。学贵力行，行贵体悟，行而致知，知而促行，循序渐进，方能诚意正心，培育修齐治平品格，造就经世致用人才

18、 倭寇

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其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

19、金瓶掣签制度

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制度。自清朝以来，藏传佛教活佛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需在中央代表监督下，经金瓶掣签认定。历史上，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和第八世、九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以及第五世、六世、七世、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经由该仪式，元明以来，西藏事务俱是由西藏宗教上层和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以及西藏的大贵族操持。皇帝对西藏重大事务时而也派钦差进藏督办。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控制。康熙、雍正、乾隆皇帝考虑到对边远蒙古部族的约束，都对西藏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体系采取优抚政策。

20、使馆界

是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家的办公机关，主权归属于所在国，但在国际法上使馆被视为派驻国的领土延伸，所在国不得侵犯。

21、东南互保

是1900年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其影响和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保护东南地区 ：东南互保使得东南半壁免受灾祸，保护了财赋全国第一的东南地区，维护了清廷的统治基础。

中央权威下降 ：东南互保导致地方政治与军事权力扩张，中央权威大为下降，为辛亥革命各省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创造了条件。

满汉关系瓦解 ：东南互保撕下了满清最后的遮羞布，让中国人看到满清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加速了满清政权的衰落。

地方化趋势成型 ：东南互保意味着自1860年以来政治层面的地方化倾向的成型，以及社会层面上士绅势力正式走上历史前台，为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近代化历程的先声3。

避免战乱扩大 ：东南互保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情况下，避免了战乱在东南各省的蔓延，保护了当地民众免受战火的伤害。

和平发展 ：东南互保的缔结体现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意志，推动了战后东亚和平环境的建立。

避免分裂危险 ：东南互保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统一，避免了国家分裂的危险，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问题配合与解决。

东南互保的影响深远，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22、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在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下，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太多联系，资本相较于官僚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势力较弱的一类资产阶级团体。是由地主、商人、小官僚、手工作坊主转化而来的，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无法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

23、皇族内阁

清朝责任内阁又称皇族内阁、庆亲王内阁，成立于清朝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结束于同年的九月十一日（11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内阁，由庆亲王奕劻组阁。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制（不同于原清朝内阁），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然而由于内阁成员中皇族过多，时人讥之为“皇族内阁”。庆亲王内阁成立之日暨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还颁布了《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由于庆亲王内阁为中国历史上之始创，所以清政府宣称为慎重起见，未实行新《内阁官制》，仅是根据《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成立。而军事上的所有问题也不由内阁总理大臣负责，而是由军咨府大臣载涛负责。

24、统一战线

各阶级、政党之间结成的联盟。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内的广泛联盟。它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

25、工农武装割据

“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一个科学概念。“工农武装割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有机统一体。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阵地。

26、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为了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而制定和实施的各种决策、规则和机制的总和。它涉及资源的占有、配置、经济运行，并通过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方法来调控社会经济流动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如何介入和引导经济活动。

27、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是指儒教、释教（佛教）、道教三个教派的融合，其中有儒家立场的三教融合、道家立场的三教融合和佛教立场的三教融合三种类型。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

28、同光中兴

经过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难，中国迎来了皇权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中兴”——“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形容大清帝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而“同光中兴”，正是清帝国在这样复杂、凶险的环境中进行地有益探索，启迪来者。虽然同治（爱新觉罗·载淳）、光绪（爱新觉罗·载湉）两位皇帝都未见得是什么英主，但把持着朝政的慈禧太后自是老谋深算，而贤王能臣如左宗棠、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张之洞等也尽心辅国。从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一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年间，国内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海外。这一派中兴气象，在甲午战争的军事惨败中戛然而止。

29、亚洲的觉醒

20世纪初，亚洲涌现出诸多的新兴民主、民族党派，在这些党派的影响下，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亚洲。列宁对于这场包括中国、伊朗、英属印度等国家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13年5月7日《真理报》上刊登了列宁的著作《亚洲的觉醒》，文中提出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亚洲在20世纪初的觉醒有着以下的客观条件：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对亚洲的再瓜分。中国、奥斯曼帝国、伊朗都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帝国主义还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通过资本输出牢牢控制了各国的经济命脉。二、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他们逐渐认识到, 要扫除民族经济发展的障碍, 唯一的道路就是革命，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给亚洲人民造成的压迫。

这场革命大致可划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殖民地各国的革命运动，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包括印度、越南、朝鲜等。第二种类型是发生在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体制，属于这一类的有中国、伊朗、土耳其等。

亚洲觉醒时期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第一次赋予了亚洲革命以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的鲜明性质，形成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例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最终迎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孟买十万工人罢工，印度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二十世纪初亚洲各国民族资本还刚刚发展, 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又缺乏政治经验，加之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实力还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殖民地半殖民的革命很难取得胜利。亚洲觉醒时期的民族民主运动为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30、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1920年代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把军队建党工作看作一切工作的根本，并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在军队内部，抓住了加强政治教育和实行民主制度两大环节。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即“古田会议”。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党建军原则。

古田会议突出思想建党。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找到了处理党员社会成分与党的性质之间矛盾的途径。会议从强调党的领导地位、铸牢党员理想信念之魂、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原则和具体措施。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路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加速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古田会议开创党的政治建设新起点。古田会议作出的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部队建设的基本经验。它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主义制度，同时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古田会议把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作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本任务，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注重发挥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作用。古田会议首次提出了“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理论命题，成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源头。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

31、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是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英、法、美等国统治集团为代表的“现状维持派”，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奉行姑息、退让、妥协、纵容的绥靖政策。

20世纪30年代，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对德殖民地进行了瓜分，为了维护英法的既得利益，不惜牺牲中小民族，做自我的保全。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民希望和平，欧美的和平运动继续发展成更为普遍的反战、厌战甚至恐战的社会潮流。再次，法国和西班牙都先后建立了人民阵线的政权，英法认为这些都是红色政权，对他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希望把希特勒的视线引向东方去和苏联争斗。

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加剧，国际局势日趋紧张，被侵略国抵抗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但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等国为了维持现状，企图以牺牲弱小国家主权和利益谋求与侵略者的妥协，同时，希望将侵略祸水推向苏联，坐收渔人之利。在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兴起，美国竭力避免卷入欧洲战事，纵容了法西斯的扩张。1939年9月以张伯伦为首的英法政府同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出卖捷克斯洛伐克，让德国占领了苏台德地区，从而把绥靖政策推到了顶峰。此后，英法相继同德国发表了带有互不侵犯性质的《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而希特勒则得寸进尺，1939年3月，德国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英法依然采用绥靖政策，没有及时对德宣战。

绥靖政策的实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阻止法西斯国家谋取世界霸权的侵略野心，反而蒙蔽和麻痹了世界舆论，使英法美等国的公众对法西斯的侵略丧失应有的警觉。绥靖政策对法西斯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只能起到掩饰作用，同时，英、法、美自己也在战争威胁面前处于被动局面。这一政策加速了法西斯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英法首当其冲，美国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蒙受巨大损失。

32、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20世纪兴起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运动，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伟大实践者是印度政治家甘地。1920年，印度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大会党通过了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宣布要采取“和平和合法的手段”，来取得印度的自治。

面对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镇压，甘地开创性地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主张，在甘地看来，印度作为一个民族惟一正确的做法是两者的结合：一是彻底的不合作，二是彻底的非暴力。从具体政策来说，甘地呼吁以非暴力的不合作手段来抵制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他呼吁印度人放弃英国殖民当局给予的头衔和名誉职位；不纳税、不入公立学校、不到法庭、不承担公职以及不购买英货等。甘地实践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典型例子是号召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和抵制英货、“食盐进军”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最后，英国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取消《食盐专营法》，并释放甘地等政治领导人。正是在甘地的领导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使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走向了民族独立。

非暴力不合作是甘地思想的代表，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抵抗既是一种获得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生活哲学。他倡导有原则的非暴力，重视爱的力量，认为应该通过爱而非仇恨来改变对手的内心和思想。

20世纪下半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伟大实践者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作为一名黑人牧师，逐渐成长为争取全面的黑人平等公民权运动的主要领袖。整个运动最终促使美国南部废除了种族隔离，并使美国黑人公民获得了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

33、朝贡贸易

中国古代一种海外贸易制度的称谓。先秦时期，朝贡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开始出现。汉代开始有“四夷”朝贡的记载。作为一种贸易制度，源于宋代市舶司的“抽买”“抽解”和“进奉”。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前提下，随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中国进行贸易。海舶输入商货由政府收买，其余许民间买卖。元代行抽分。明初至嘉靖时实行海禁，对私人的海上贸易进行严格的控制。在海禁期间，允许海外各国在“入贡”时附带进行贸易。《明史·食货志五》：“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明廷还规定各国的入贡期限，多数是三年一贡，独日本十年一贡。清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朝贡贸易体制发展更加成熟与保守。清末，随着国力衰微与外国侵略，朝贡贸易基本停止。朝贡具有政治和贸易双重功能，是中国古代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

34、世界市场

世界市场是世界各国之间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领域。它包括由国际分工联系起来的各个国家商品和劳务交换的总和。可见，世界市场这一概念是由其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构成的。世界市场的外延指的是它的地理范围。世界市场的内涵指的是与交换过程有关的全部条件和交换的结果，包括商品、技术转让、货币、运输、保险等业务，其中商品是主体，其他业务是为商品和劳务交换服务的。

35、经济全球化

在众多相关学者当中，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学术界的影响最大。可以说，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也是经济全球化发生发展的过程，沃勒斯坦首先把世界理解成为一个整体，认为各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由此可见，沃勒斯坦的理论把空间引入了分析范畴，从而改变了理论界一直以来过于强调时间的历史，是一大进步。然而，沃勒斯坦认为西方、北欧才是世界体系发展的起点这种把现代世界体系看作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意志为中心塑造的认识成为了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趋势：乐观主义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客观发展的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美国学者朗沃斯认为，“全球化意味着许多好处，人们能享用世界各地大量的新颖而便宜的商品和服务；控制经济信息的、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能得到王公俸禄般的薪水；特别是贫穷国家成千上万的工人有机会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悲观主义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不被任何国家或组织掌握的历史进程，不仅会导致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还会引发生产过剩。彼得·马丁认为，“自1960年以来，最富有的国家与世界上1/5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一倍，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马克思是公认的最早预见全球化趋势的思想家。他在世界历史理论中虽没有直接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却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出发，对全球化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如美国学者约·卡西迪所言，“全球化”是20世纪末每个人都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了它的许多后果。马克思写下了关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化、技术进步、高雅化的衰落、现代生存的萎靡不振的性质等让人深醒的段落，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白己在步马克思的后尘”。

36、世界多极化

当今世界格局：从目前大国互动的情况看，当今的世界格局，既不像18、19世纪欧洲大国力量处于均势的多极，也不能说是“一超”完全支配世界的单极，而是多极与单极共存、多极与单极之间有协作又相互制衡的局面。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遥遥领先于各国，GDP占全世界的30%。但“一超”并不等于“单极”，美国想要“威加海内”，世界其他国家要根据其自身利益和需要来决定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与行动，这就是美国这个“一超”很难成为单极的根本原因。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预言说，随着美国世界霸权的丧失，未来20年或30年世界将出现5至8个权力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现在世界上存在三大权力中心，分别是美国、欧盟和东亚。他认为未来东亚的影响力将融入到美国，因为美国现在与中国保持着协作机制。除了三大权力中心之间的摩擦以外，沃勒斯坦认为南北紧张关系也将在未来继续存在，尤其是在贸易问题上，因此世界急需另一种方式来替代资本主义。他说：“这是一场将持续二三十年的激烈战斗，结果无法预测，因为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将出现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骚乱，战斗将在我们创造的另一个世界中结束。”

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高潮期，其实质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较大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布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经济全球化在给参与其中的国家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程度不等地造成行业收益不均、阶层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西方国家先后近年来，以维护“经济安全”为口实，不断扩展政策法规，“堵”经济全球化的幅度和范围。新时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建设性推动经济全球下大力气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后化走出困境的重要举措。

37、代议制

代议制是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由少数代表通过讨论或辩论进行主要立法和行政决策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亦称国会制。因代议方式不同，代议制政体分为议会君主制和议会民主制两种。议会君主制的国家元首是世袭的国王，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元首是选举产生的总统。议会实际权力大于君主或总统，君主或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代议制始于英国，后来被许多国家采用。在现代政治中，由于人口众多，民主国家需要有某种形式的代表制。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解决与代表制相关的许多问题，如关于选举人的资格、选举区的划分、选民的分配、选举的基础、提出候选人的方法、确定选举人的意志的方法等等，都曾有过多种设计和规定。另外，政党政治在代议制政府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公民与代表之间的桥梁，并代表公民提出有系统的要求，而使议会沿着政党路线进行辩论。这已成为大多数代议制政府的特点。

38、猛安谋克

猛安谋克制度在金代女真族社会中集政治、军事、生产于一体，高度适应于女真族由氏族制向奴隶制及封建制的转变过程，推动了金朝的建立与发展，巩固了政权统治。作为金朝主要军事力量，猛安谋克在疆域拓展、边疆开发、新领土征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对后世制度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它在加强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然而，随着历史发展，猛安谋克制度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逐渐暴露局限性，成为维护旧生产关系的工具，阻碍社会进步。进入中原后，猛安谋克与中原封建政治经济体系冲突加剧，破坏当地生产，引发反抗。猛安谋克组织内部士官多、兵民少，削弱实战能力，加剧社会矛盾，阻碍社会进步。

女真族的核心组织——猛安谋克，在迁入中原后，脱离了原有的政治与经济根基，摒弃了以渔猎为主的传统生存模式。面对中原农业生产的发达与先进文化的熏陶，猛安谋克逐步发生深刻变革，这一过程实质上是民族间差异逐渐消解、共性日益凸显的生动体现。这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推动了社会的多元一体发展。

在猛安谋克封建化完成后， 其内部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普通户转变为封建自耕农民，而富有者和贵族则成为封建地主。女真族虽然通过大规模迁徙猛安谋克到中原地区来加强统治，但这种迁徙方式仍带有奴隶制的色彩，在中原先进文化、制度的碰撞下，猛安谋克内部已逐渐呈现出封建化的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真人试图将自身的奴隶制引入 封建体系，这导致了较为先进的汉族封建制对其内部产生了深刻影响，加剧了社会 矛盾，引发一系列反抗斗争，进而推动猛安谋克制度走向瓦解。

39、责任内阁制

1688年光荣革命后，随着《权利法案》的颁布，英国开始从君主专制国家向贵族寡头制国家转变，君主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而“必须依照议会通过的法律来统治国家”。到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即1689-1714年间的威廉三世与安妮女王统治时代，内阁成员的相对固定化以及内阁会议召开的惯常化，促使内阁完成了从私密状态向公开状态的转变，内阁也逐渐完成了从君主御用咨询决策机构向国家最高决策和行政机构的过渡。

到了18世纪20年代，在沃波尔的主持下，责任内阁制开始形成，沃波尔被认为是第一任首相。1832年之前的英国责任内阁制的完备化则经历了几个阶段：“光荣革命”到汉诺威王朝建立前后，阁臣主要由国王任命并对国王负责；从汉诺威王朝建立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前，内阁同时对议会和国王负责；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即1832年至1868年之间，议会至上和虚君式的议会君主制才在英伦三岛确立下来，英国责任内阁制的各项原则迅速完备化——其一，首相和内阁需从下院多数党中挑选，并依靠其多数优势以保证执政党政策和法令的顺利实行；其二，所有阁员对政府集体负责，并与首相共进退；其三，政府在大选失败后必须立即辞职。从内阁内部的变化来看，十九世纪中叶导致英国责任内阁制确立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政党政治的迅速发展。第一次议会改革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演变为新型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其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内阁通过执政党控制了议会立法工作，当然它就要求国王和两院遵循“议会多数”原则，要求本党所有阁员对其政策和法令“集体负责”。一旦它在大选中失利，便被迫践行“内阁由下院多数党组成”的原则，自动辞职，并由其政治对手上台执政——正如反对党领袖狄斯累里在1872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我相信，没有政党，代议制政府难以存在”。

40、“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与工业化时代：从国家开始承担社会责任一直到福利国家的形成,历史经历了工业化的大变革。工业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冷酷的市场竞争中,人成为营利的工具，一切不符合竞争需要的个人都被无情地抛弃；另一方面,工业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税源，政府代表国家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成为可能。不同国家所采取的社会政策措施虽有不同,但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却是工业化社会所共有的:由于年迈、疾病、伤残、失业等原因造成的收入损失或生活无着。总之,主权国家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促成了福利国家后来的发展。

二战的推动作用：在二战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在各个工业社会中都处于稳定上升的状态。战争的残酷与无常使战后的人们更加向往美好的生活。与此同时,以西欧主要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民族国家由于在安全上受制于美苏对峙的局面而得以减少国防开支,加大社会投入。这种局势直接导致了国家社会福利功能的扩大和发展。所以,"福利国家"与"战争国家"相对立，它承诺给国民提供与战争完全相反的条件：发展经济、充分就业、老年生活保障,进而根据各国的国情提供全民最低收入保障。

福利国家的转型：传统的福利感觉为所有人承担保障责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但是经过不断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成了“养懒汉”的制度，成为了消极福利模式。针对这一现象,“第三条道路”提出了积极的福利社会理论，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呈现出从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转变的趋势，改革的原则强调政府的管理重心从发放社会津贴向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转变，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主张福利来源多元化。这一时期的改革为福利国家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途径，取得了显著效果。

41、圈地运动

始于15世纪末，持续到19世纪初，这一过程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在14世纪末，英国农奴制度基本瓦解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16世纪，英国经历了价格革命，利润大幅增加，雇主、房东和政府获益，而商人、货币放贷商和雇佣劳工则受益于利润通胀。这一时期，土地所有者提高租金，压榨了贫困农民，导致他们沦为流氓和乞丐，而富有的农民阶级——绅士阶层正在富裕起来，并推动了英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圈地运动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和英国阶级关系，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它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扩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为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圈地运动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原始资本，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为英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奠定了基础。

在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兴起并迅猛推进，改变了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经营模式，推动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英法战争期间，拿破仑的封锁使英国谷物自给，农产品价格上涨。战后谷物自由输入，导致农产品价格低廉，影响农场主和地主利益。托利党政府颁布《谷物法》，禁止外国谷物进口，只允许在国内市场价格超过法定最高价格时才允许进口，以维护地主贵族利益。该条例对资产阶级不利，阻碍工业品输出，引发工业资产阶级与士绅贵族的激烈斗争。最终，《谷物法》于1840年被废除，促进了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发展。总之，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土地所有权的变革、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社会阶级的分化。圈地运动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还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

42、朋党之争

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权利和地位的人，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和之前依靠门第的旧世族集团由于利益的冲突展开了长久的政治斗争，也就是所谓的朋党之争。陈寅恪认为：“牛李两党的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后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是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陈寅恪指出了朋党之争与进士科之间的关系，并且言明唐代的党争早已存在。党争对唐朝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宗曾感慨道：“去河北之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对于牛李党争的终结，韩国磐的结论是“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终于战胜了依靠门第的旧世族集团，因为这一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对封建中央的集权，对于皇权的集中是有利的”。

由于宦官立君体制下的朋党之争持续进行使君主威权和辅君势力不断被削弱宦官势力集团及其朝臣中的党附势力不断膨胀加深了宦官势力集 团的家族化和朝廷大臣门阀化又使朋党之争向更纯粹的门户派系之争发展最终造成了败坏朝纲、耗尽国力并将唐王朝推 向灭亡的严重后果。宦官立君体制及其相应的朋党之争对唐以后至五代十国形成军阀派系及其相应的军阀混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必然的反作用为宋朝确立重文抑武政策提供了理由进而又影响到宋代抵御外族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政策；而政出多门权力运转格局又为五代至宋的中枢辅政体制变革开了先河。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崛起，宋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而明末曾出现崇尚气节实学，主张开放言路、反对阉党专权的东林党人。清朝雍正皇帝曾写《御制朋党论》批评欧阳修观点为邪说，其道是小人之道，指出朋党培植党羽以营私利，不惜损害公义，达到互相扶植、提携，有事相互关照之目的，暗地干扰皇帝决策。

43、西学东渐

是指从明朝后期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44、大宪章

大宪章也称《自由大宪章》。英国封建时期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1199一1216在位）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全文共63条。主要内容是保障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及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限制王权。规定非经贵族会议的决定，不得征收额外税金；保障贵族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承认教会自由不受侵犯；归还原侵占的领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据；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任意受理诉讼，对任何自由人非经合法判决，不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承认伦敦和其他自治城市的自由；统一度量衡，保护商业自由等。同时规定由领主推举25人员负责监督宪章的实施。宪章主要是封建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文件，并未改变广大农民的地位，而且不久即被即位的亨利三世撕毁，失去效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宪章被利用作为争取权利的法律依据，并被确定为英国宪法性文件之一[。2018年10月25日，《大宪章》原件遭遇未遂盗窃事件。

45、盟旗制度

是清朝为分化蒙古族，控制其上层贵族而实行的政治制度。天命九年（1624）后金统治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按八旗组织原则在其原有社会制度基础上编制旗分，后复以此办法陆续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蒙古返归中国后，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

盟（蒙语：аймаг）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原由盟内各旗札萨克在会盟时推举，后改由理藩院就盟内各旗札萨克中签请皇帝派人兼摄。喀尔喀蒙古各盟是在部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部长又是盟长。

旗（蒙语：хошуу）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行政、军事单位，也是清朝皇帝赐给旗内各级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任命札萨克形成的。任命札萨克时，不但要考虑在部内的影响及地位，而且还要考虑对清廷是否忠顺有功。

46、神圣罗马帝国

是地跨西欧和中欧的封建君主制帝国，首都为维也纳，其版图以日耳曼尼亚为核心，包括一些周边地区，在巅峰时期包括了意大利北部和勃艮第还有弗里西亚。公元843年，查理帝国分裂，其中东法兰克王国逐渐形成日耳曼王国[3]。公元951年，德意志皇帝奥托一世（936年～973年）侵入北意大利，后又应教皇约翰之请，率军进入罗马，镇压了反对教皇的罗马贵族。公元962年，在圣彼得大教堂，教皇为奥托加冕称帝。这是继查理帝国瓦解之后，西方建立的又一个“罗马帝国”，系日耳曼民族的罗马帝国。其早期是皇帝拥有实际权力的封建帝国，14世纪时演变成承认皇帝为最高权威的邦联。选帝制度从13世纪中实行，一直到1806年帝国灭亡为止。1806年，拿破仑勒令弗朗茨二世于8月6日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尊号，仅保留奥地利帝国皇帝称号，神圣罗马帝国灭亡。

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曾评论道：“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

47、早期国家

早期国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生产力的提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人口逐渐集中，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城市和聚落，这种经济上的变革为政治上的集中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社会关系复杂化也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原因。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出现了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的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这种阶层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促使了政治组织的出现以维护社会秩序。最后，文化认同的强化也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因素。在共同的地域、语言、宗教和习俗的基础上，人们逐渐形成了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文化认同为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早期国家的形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首先，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型，为后来的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分封制、宗法制等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甲骨文等早期文字也为后来的汉字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外，早期国家的领土观念和统治方式也为后来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最后，早期国家的研究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文明演进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早期国家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夏商西周早期国家建立了世袭王朝，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架构，具备了职官、军队、刑法等国家机器。尽管夏商西周早期国家在不断发展，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又是不完善的：血缘关系没有彻底被地缘关系取代，部族组织残留严重，以致国家内部结构往往只能采取部族、方国联盟或分封制管理形式，比较松散，中央集权程度不高。职官系统也只能采取世卿世禄这种固化的等级结构方式。国家治理使用礼治而非法治。

48、囚笼政策

“囚笼政策”是 1939 年 9 月多田骏出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实行的，是以铁路、公路、据点等封锁和隔绝敌后根据地的政策。从那时起，各根据地为打破“囚笼政策”，都开始了交通破击战。比如日军利用交通线将晋东南的太行、太岳根据地分割成四块，以便于“分区清剿”。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克服国内出现的投降危险，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最终取得成功。而日军在冀中推行的囚笼政策之所以失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这使它注定要失败。日本防卫厅在总结这一教训中就曾指出:“治安战的目的归根到底在于争取民众”,“如能作到使民心归顺，一切治安问题迎刃而解”。但一方面尖锐的民族矛盾下民众很难争取；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交通战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 这就是正义的人民战争必胜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性和贪婪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略目的，竟没有人性地在中国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日本侵略者不但要霸占全中国，甚至还贪婪成性地想统治全世界，并于1941年底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既要抽兵南下，又要巩固冀中统治，这样势必兵力分散，容易为八路军收复。因此，日军只好收缩据点，或者交伪军驻守。但伪军首鼠两端。这样一来，日军在冀中的封锁线便毫无用处，囚笼政策自然破产。

第三，灵活机的战略战术，是战胜日军的法宝。八路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在点碉林立的情况下，我军以地道为依托，以武装斗争为主，既使是日军的据点，我们游击队也可以在该村进行活动；同时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掌握伪政权，表面上应付日军，暗中保护我军进行游击活动。在我军民坚决一致地抵抗下，日军必然失败，囚笼政策自然破产。

49、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支持长期抗战而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生产自救活动。这一运动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当时，边区面临着日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财政经济陷入极大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自给自足。这场运动不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增强了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而且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基础。

大生产运动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它充分调动了广大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党政军民齐动员、男女老少共参与的生动局面。在运动中，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边区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民紧密团结，共同为实现生产目标而努力奋斗。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通过开展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温饱问题，还为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支持。同时，这场运动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以及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的良好形象。

大生产运动的成功实施，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有效地缓解了根据地的经济压力，保障了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在如何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方面的经验。

50、“三三制”

“三三制”，正式名称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并实施的一种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基本原则是在抗日民主政权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一制度的提出和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胜利的高度责任感和战略眼光，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

“三三制”运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植根于区域社会的内部，其根本内因和动力乃源于抗战时期社会的特殊权力资源结构。晚清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阶层流动，加深了地方社会官、绅、商、学各阶层的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之间复杂关联的权力资源网络。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逐渐凸显为“内轻外重”的二元格局，地方政权的权力、权威日渐增强，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的政策。地方社会权力资源网络所凝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信息资源，为“三三制”之形成与维持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三三制”既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也是一次具有鲜明区域性特征、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样一场运动，绝非某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及，也不是作为外部条件的西方列强所导致。“三三制”酝酿之初并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各派精英为形势所逼分头联络、同时进行的自发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所谓的“三三制”意识还是各项“三三制”活动，都是抗战时期特殊政治、经济、文化场域在受到外部挑战过程中所萌发的一种自觉的群体行为。

“三三制”的实施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高了政权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而且有效地孤立了顽固势力，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通过这一制度，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社会力量纳入到抗日民主政权中来，极大地增强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稳定性。

此外，“三三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早期实践，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国内外形势下坚持民主原则、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心和能力。